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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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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表于 2018-1-1 18:27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    本帖最后由 daweidiaosu 于 2018-1-1 18:48 编辑

    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?
    作者:谌旭彬  /  出品:腾讯历史频道(历史特别策划 2013.6.19

      导语
      近日,一则文 革红卫兵在媒体上登广告道歉的新闻,引发了网络热议。许多网友在赞赏此举的同时,也感叹这样的道歉实在太少了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:为什么文 革过去了半个世纪,道歉的红卫兵却如此之少?

      一、回顾历史,两类红卫兵都有为自己辩护的“理由”
     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,需要先明确: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,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、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。大而论之,一般被区分为“保守派”和“造反派”两种类型。因为历史的复杂性,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。这是文革以后,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、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。

      1、“保守派”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曾起到理性的“维稳”作用
      学者徐友渔说,“造反派,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,造‘走资派’反的那部分人。”如此,拒绝造“走资派”反的那部分红卫兵,无疑就是“保守派”——“走资派”是文 革时期的特殊词汇,全称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顾名思义,针对的是文 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。
      文 革伊始,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、市领导,并不了解毛 泽 东的真实意图何在。2018-07-19,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,刘少奇在会上说:“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你们不大清楚,不大知道,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,我老实回答你们,我也不晓得,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。”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:“当时,大家都很紧张,我更是摸不着头脑。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,在东北工作了11年,‘文化大革命’前夕,对‘文化大革命’的起因不了解,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。”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,文 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,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“反右”的逻辑。在这样一种认知下,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“老红卫兵”,地方省、市、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“官办红卫兵”,其造反对象,大致与“反右”相似。校长、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。
     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、政治倾向的,是文 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: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;横批:基本如此。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“血统论”思潮。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,这一类红卫兵,一方面是破坏者,怀抱着浓烈的“接班人意识”,以出身划线,严酷迫害他人,主要集中在文化界、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;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,对现存秩序,主要是官僚体系,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。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“维稳”作用,有过充分的肯定。王说:
      “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‘西纠’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。……8月25日,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,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(简称西纠)。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、海淀分队等。它们‘纠察’谁呢?纠察红卫兵。成立纠察队的目的,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,维护政策,执行纪律,稳定秩序。它的成立和活动,为周恩来、陶铸、王任重、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,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。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、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。8月27日发出的‘西纠’第三号通令规定;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,‘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!’‘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!’‘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、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! 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!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!’……‘西纠’还受周恩来重托,保护了宋庆龄、何香凝、郭沫若、傅作义、张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钊、程潜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沙千里、张奚若、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。老红卫兵和‘西纠’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,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,不可埋没。”(《大动乱的年代:“文 革”十年动乱史》,人民出版社)
      “西纠”是老红卫兵组织,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;“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”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。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,情形也大致相同。包括“西纠”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,在文革结束后,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。

      2、“造反派”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当年是“为争取平等而斗争”
      但中央文 革既然以“打倒走资派”为号召,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,“西纠”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,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,是必然的事情。以北京四中为例,文 革开始后,学校内的高干子弟、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,分别是“老兵派”、“四四派”和“四三派”,前者属于保守派,后两者属于造反派。1966年10月份之前,“老兵派”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。但随着“‘无产阶级司令部’发动了批判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的新战役”,“老兵派”被抛弃,“四四派”和“四三派”开始崛起。
     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(二)班学生王祖锷,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。他在回忆文章《为争取平等而斗争》中,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:
      “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,聊以慰藉的是,在‘阶级斗争’最狂热的时期,作为群众组织‘新四中公社’的创始者之一,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‘高贵’的学友们一起,曾奋力追求平等。……毛 泽 东在发出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’的号召之初,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’,‘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’因而在‘四清’运动前后,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,按照惯性思维,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‘地富反坏右’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。……‘四清’运动后,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。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,不要幻想参军人伍;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,报某某专业;不要企图留城工作;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……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,有些人还是不满足,终于公开举起‘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’的‘血统论’大旗,分明要把‘有成分论’铁定为‘唯成分论’,把‘黑五类’子女们称为‘狗崽子’,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,虽不在‘狗崽子’之列,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。……‘无产阶级司令部’发动了批判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的新战役。……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。特别是‘黑五类’子女感到压力减轻,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。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,开始行动起来。…… 可以说,‘新四中公社’的建立,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,‘血统论’几乎没有市场,那些‘高贵者’不再称王称霸,许多‘黑五类’子弟挣脱精神枷锁,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,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。……回首往事,在那血与火的年代,我们凭满腔热情,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,这是值得骄傲的。”(《暴风雨的记忆:1965-1970年的北京四中》,三联书店)
      不可否认,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。但这种不平等,并非自“血统论”大旗出现后才有,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,“血统论”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——1967年元旦,北京“老红卫兵”曾以“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”名义发表全国通告,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:“(1)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解放军、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;(2)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(地委专署与公社)干部子弟组成;(3)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”,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。这种等级刺激,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,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: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“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,这是值得骄傲的”。(此外,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,因文革后清查“三种人”等政策,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,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。)

      二、只有廓清历史真相,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
     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?有一定的道理。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:无论是保守派,还是造反派,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,盲目“破四旧”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,随意打人、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……这些恶果,不光造反派有责,保守派也有份。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,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,将历史责任具体化。

      1、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,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
      到1967年上半年,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,“保守派”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 革舞台。此后,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,大量惨烈的武斗,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。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,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“八一五战斗团”分裂为“八一五派”和“反到底派”之后,个中原因,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:“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,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”。此时,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“为争取平等而斗争”,早已不复存在。也就是说,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,做具体的分析,如此,即不难看出“为争取平等而斗争”这样的辩护词,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。这种具体分析,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。
      另外,还应注意: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,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,不能含混其词,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。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,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。譬如老舍之死,就很有必要搞清楚。老舍自杀前,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,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,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“造反派”,如老作家浩然说:“老舍就站在人群中,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”。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,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,更有可能是保守派。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《太平湖的记忆:老舍之死》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,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,而仅以“她”指代。据“她”回忆:
      “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,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。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,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,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。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,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,喊喊口号什么的。……(女八中)在石驸马大街,民族宫那边,后来叫158中,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。当时是女中。我记得那年8月21、22号,天气特别热。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,让我们去造反。她叫我带着人过去、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,大约有150人。……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,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;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;我们出身好,什么事都冲在前面。本来我可以不插队,但坚决要求插队。肯吃苦。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。太年轻了。我是有代表性的。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。串联回来,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。2018-07-19,毛主席接见红卫兵,我们还是纠察队(笔者注:“她”的时间记忆有误,毛 泽东 首次接见红卫兵,是在8月18日,第二次是8月31日,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,也就是“西纠”,成立于8月25日),站在队里特自豪。”(郑实、傅光明编著,《太平湖的记忆:老舍之死》)
      1966年8月份,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,造反派不成气候。“她”所透露的“学校文革领导小组”、“被选进领导小组”、“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;我们出身好,什么事都冲在前面”、“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”、“我们还是纠察队”,这些要素,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。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,究竟是保守派,还是造反派,许多当事人还健在,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。那种笼统以“造反派”指代所有红卫兵,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“造反派”名下的做法,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,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。

      2、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,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
      责任不具体,反思固然无从谈起;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,所谓总结历史教训,也只是空话。红卫兵产生的最大、最重要的时代背景,是文 革前的学校教育。这一代青年学生,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,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,其所受教育,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。一方面,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,另一方面,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——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,“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,一是开展阶级斗争、反修防变的教育,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,培养大敌当前、勇于斗争的精神,‘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’的‘阶级感情’和政治立场。二是将突出政治、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 泽 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。三是在组织措施上,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‘阶级路线’紧密相连,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,‘血统论’甚嚣尘上。”这三个特点,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、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。这种追求,无疑是一种空想。
      这样一种教育,产生了两个后果: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情操,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,崇尚斗争哲学,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、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;二是建筑在人道、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,被建筑在“阶级斗争”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,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: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,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?红卫兵运动,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,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。缺乏现代公民教育,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,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。
     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: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,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,无论是保守派,还是造反派,他们的兴与衰,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。譬如:造反派击败保守派,在文革中崛起,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,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,也是中央 文 革的旨意,造反派“五大领袖”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。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,红卫兵“提线木偶”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,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。
      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,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。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,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,其动机未必一致,或出于阶级情感,或出于报复,或出于随大流,或出于纯粹“好玩”……等等不一而足。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,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,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,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      结语
     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,不止是勇气的问题,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,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。真相不明,责任不清,甚至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,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。

      作者:谌旭彬  /  出品:腾讯历史频道(历史特别策划 2013.6.19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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